课题组｜市域社会全过程式多元共治的思考与探索——以杨浦滨江打造人民城市示范区的实践为例

上海市杨浦区区委政法委

陆奕绎、张建中、万道军、包静砚、章志栋

陆奕绎（课题组负责人）

上海市杨浦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张建中

杨浦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万道军

杨浦区政法委综治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包静砚

杨浦区委政法委综治室四级主任科员

章智栋

杨浦区委政法委综治室四级主任科员

要目

一、现状分析：社会治理的认识与实践发展二、理念先行：推动全过程多元共治的意义三、实现路径：以杨浦滨江推行全过程多元共治为例
结语

我国对关于社会治理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以来，相关研究和实践愈发活跃，但对标党的部署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仍存在一定差距，如何进一步深化多元共治格局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依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在治理实践中突出多元共治的全过程性，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必然要求，培育积极理性参与主体的重要抓手，破解治理难题的有效路径。杨浦滨江作为人民城市理念的发源地，针对治理过程中面对的新课题，充分发挥市域社会层面统筹协调、掌舵引领作用，着力打造人民群众全过程参与格局、激发市场主体治理热情、盘活高校和社会组织等资源力量，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党对于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认识的发展和深化，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伴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格局”“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一系列科学、先进的治理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多元共治逐渐成为各地社会治理实践的努力方向，形成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和创新成果。但随着党对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提高，随着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期望不断攀升，无论是行政主体还是社会自治主体，在治理理念、治理能力等各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如何进一步深化多元共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是当前一大重要课题。本文认为，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抓手，以突出全过程参与作为发展多元共治的主要方向，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治理质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路径，同时结合杨浦滨江打造人民城市示范区的具体实践，以期为推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带来参考和启发。

一、现状分析：社会治理的认识与实践发展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关联，也存在不少亟须解决的短板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社会治理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显著优势和广阔前景。

社会治理认识的发展与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有效治理社会的理论和制度，历经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三个历史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管理列为政府四大主要职能之一；十六届四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对社会管理作出重要部署；随后，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进一步对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管理’的认识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层面的‘路线图’”。随着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反映了党关于社会领域认识的与时俱进，体现了从政府包揽到政府负责、社会共治，从管控规则向法治保障，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方式综合运用，从事后控制到注重源头施策的认识飞跃和导向转变。以此为契机，社会治理逐渐成为党中央决策部署中的高频词，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和基层实践的重点。

在治理理念、体制、主体、方式等方面，党先后提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等具体要求，强调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突破以往社会治理即等于基层治理的传统认识。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域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以城带乡的引擎作用、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利用好政策制定的自主空间、解决问题的资源基础、大胆尝试的回旋余地，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手段，有效提升风险防控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

在地方层面，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到“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等“五个人人”的美好愿景，上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导向，近期出台的《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再次明确要把“着力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展现城市软实力的善治效能”作为今后的重点工作。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杨浦滨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当前，杨浦区正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努力将人民城市的旗帜‘举’起来、让人民城市的要素‘活’起来、把人民城市的治理‘统’起来、使人民城市的形象‘靓’起来”。明确要大力推动包括高水平社会治理先行区在内的“四高城区”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 体作用，深化拓展“人民实事人民定”等机制，进一步拓宽群众参与渠道，组织引导居民、高校、企业等主体有序参与城市治理，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这些都为我们下一步的具体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明确了努力方向。

社会治理实践的探索与差距

随着理论认识上的不断深入，社会治理实践也愈发活跃。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单位制’到改革开放初的‘街居制’，再到目前的‘社区制’的转型”。催生出了居民直选、居民志愿服务、居民协商议事等操作性机制。尤其在社会治理理念提出后，学术上诸如参与式治理、多中心治理等理论进一步被接受并反映在具体实践中，网格化管理、家门口人民建议征集、引入社会组织专业服务等，社会治理不断朝着更加精细、更加多元、更加专业、更加高效、更加智能的方向变革和完善，形成诸如北京“朝阳群众”、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等响亮品牌，以及像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北京多个街镇）、“问题墙”“回音壁”（延安市宝塔区）、“红色引擎工程”（湖北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好人园”“好人文化街”建设（徐州市）等一批好经验好做法。随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市域层面也被纳入社会治理的关注重点，如北京市西城区“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浙江杭州市的“六和塔”工作体系等，各地在社会治理领域不断探索，形成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杨浦区充分发挥战略机遇、高校集聚、空间载体、双创品牌“四大优势”，深化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三区联动”，打造杨浦滨江和五角场“两大治理样板”，推出社区政工师、规划师、健康师，社区党建顾问、法治顾问、社会治理顾问的“三师三顾问”协同治理等一系列做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但在活跃的治理实践背后，仍有不少学者敏锐地指出当前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从行政主体角度来考察，主要问题体现在治理主体的“碎片化”，指条块关系具有封闭性，缺乏互动和协调，多元主体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情况；治理客体的“原子化”，在城镇化浪潮和市场化改革等作用下，人口流动规模加剧，人民利益诉求多元，城市社会还无法形成有效的整合机制；治理体制的“内卷化”，作为学术概念，“内卷化”表现为没有突变式的发展或渐进式的增长，而是处在不断自我复制与精细化的状态，也即“改而不变”“忙而无用”。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目前行政体系中一些类似机构的重复增设、“作秀留痕”式的虚假“创新”、压力体制下基层的“被动参与”与“假积极”等都是“内卷化”的具体表现。治理力量的“悬浮化”，各类治理资源下沉基层不够，街区管理体制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不完整，缺乏治理的神经末梢，不能够及时捕捉和回应城乡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从社会自治角度来分析，一是缺意愿，在传统政府大包大揽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了做被动的接受者，即便觉得不尽人意但至少不用自己处理，主动参与治理的意愿低；二是缺动力，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熟人社会”演变成“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与居住生活的社区之间的认同感、信任感、归属感不强，利益关联程度低；三是缺能力，不知道如何表达诉求、利用资源、组织活动等，自主行动能力弱；四是不持续，往往只对与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务抱有关注，目前社区发动居民往往打“感情牌”，或是通过过发放“小礼物”等形式来鼓励参与，缺乏一套常态化的激励机制。以上问题相互交织，最终导致社会治理效能低下，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甚至还可能埋下新的风险隐患种子。

面对这些问题，有观点强调要推动权力落地，赋权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基层百姓。有观点指出，构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必然选择，要更新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公民社会价值和场域，打造共建共治的治理框架。有学者认为，要提升政府多元危机治理主体培育能力，着力培养民众参与意识，扩大参与主体多元性，最大程度吸收各种社会力量，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还有学者提出，要依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来解决现阶段各类治理问题等等。应该说，现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在相关方面虽已作出不少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标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仍有差距。上述观点虽然表述不一，但基本都绕不开多元共治这个主题，可就如何在现有治 理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多元共治还缺乏明确的指向。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路径，通过充分发挥市域层面统筹协调、牵头引领和资源赋能作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要论断和指示，结合参与式治理观点和参与式民主理念，进一步突出多元共治的全过程性，是破解各类社会治理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一贴良药”。

二、理念先行：推动全过程多元共治的意义

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抓手，能够为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和更加广阔的舞台。打造全过程式的多元共治，就是要坚持党委领导，由政府统筹负责，在传统民主选举、建议征集、群众议事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突出时间上的延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多环节的连续性、政府和社会的协同性。各方主体不仅仅只是影响决策、参与决策，更是应参与到决策执行和治理实施的全过程以及事后的考核评判中。全过程的多元共治是深刻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利益主体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人民群众的基本态度，解决人民群众问题的基本立场，强调了政党和人民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落实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理念和路线，以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为根本标准，始终凸显人民性这一最鲜明品格。相比西方资本主义仅仅在选举阶段“一次性消费”的“非全过程民主”，“一切”和“始终”等字眼背后，天然蕴含着“全过程”的民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及考察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等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道出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显著优势。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全过程的多元共治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为我们指明了社会治理工作的价值取向。“人民建”阐明了社会治理的根本动力所在，而只有健全机制、扩大范围、畅通渠道，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人民建”才能彰显力量；“为人民”揭示了社会治理的根本宗旨所在，而只有在治理的各个环节都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做到问题发现源自民意、问题处置依靠民智、解决成效交由民判，“为人民”才能落到实处。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先后连续对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作出部署要求，共建的力量来自人民，是 社会治理的基础，要求突出制度和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共治的智慧出自人民，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要求打造全民参与的开放治理体系；共享的成果为了人民，是社会治理的目标，要求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建”“治”“享”三个字贯穿了社会治理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是对发展全过程多元共治的明确指示，也是我们深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培育积极理性参与主体的重要抓手

内因对于事物的变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要实现多元共治实践的长期稳定性，就需要提升参与主体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同时，如果只有政府这个单一主体或单一中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单打独斗，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必将力所不逮，容易形成治理盲点。没有社会各方积极理性地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畅想无疑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积极，就是要引导主体主动、自觉，而不是被动、应付式地参与社会治理；理性，就是要引导这些主体树立公共品德、公共精神，转变“自扫门前雪”的自利性参与。“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是参与式治理成功条件之一，公民社会发达程度与参与式治理发展状况成正比。”仅仅停留在选举投票、提出建议等无法真正唤醒社会各方主体的参与意识、提高社会治理 的能力。只有突出多元治理的全过程性，才能在各环节的参与中，帮助参与主体准确认知自身角色地位及合法权利，切实提升他们公共表达、集体协作与共同行动内因对于事物的变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要实现多元共治实践的长期稳定性，就需要提升参与主体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同时，如果只有政府这个单一主体或单一中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单打独斗，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必将力所不逮，容易形成治理盲点。没有社会各方积极理性地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畅想无疑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积极，就是要引导主体主动、自觉，而不是被动、应付式地参与社会治理；理性，就是要引导这些主体树立公共品德、公共精神，转变“自扫门前雪”的自利性参与。“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是参与式治理成功条件之一，公民社会发达程度与参与式治理发展状况成正比。”仅仅停留在选举投票、提出建议等无法真正唤醒社会各方主体的参与意识、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只有突出多元治理的全过程性，才能在各环节的参与中，帮助参与主体准确认知自身角色地位及合法权利，切实提升他们公共表达、集体协作与共同行动等参与能力，通过自下而上组建的社会组织及个体意见意愿的表达等，汇聚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治理内生动力。同时，亲眼见证、亲身参与推动自己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治理成效还将进一步提升参与主体的获得感、满意度，成为其往后继续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激励，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些学者把参与式治理称为“民主的学校”，从中能够学到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培植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

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有效路径

首先，推动全过程的多元共治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长期被排除在外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决策和参与决策的空间。”社会治理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要精准捕捉民情民意，有效解决社会难题，就需要扩大社会参与，把沟通交流贯穿社会治理的全过程，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知识和信息，防止政策失误、举措偏差导致不能实现预期的治理目标。

其次，在治理创新方面，社会各界的全过程参与也能给创新带来更加明确的指向。“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人，关键在体制创新。必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用新思维新办法来处理和解决，人民群众对于治理举措效果的感受最为直接真切。全过程参与意味着引入社会公众对于治理创新的监督建议、考核评判，能够及时发现、摒弃那些同类复制或是收效甚微的“内卷”式“创新”，向人民欢迎的“有效创新”投入资源，避免社会治理由实转虚的倾向，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此外，相比政府单方面决策，在全过程的多元共治中，更有利于各方参与主体碰撞出思维火花，更有利于汇聚社会各方的治理智慧，探索出破解各类治理难题的新路子。

最后，全过程式的多元共治必然要求各方参与主体常态化的互动合作，有助于进一步密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多元共治既不是政府包揽一切，社会被动依附，也不等于减少政府职责、减轻政府责任，而是构建包括政府、公众以及各类群团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伙伴关系。“参与式治理重视探索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的逻辑，试图促进政府与公民双边关系的协调……塑造服务型政府、培育主体性社会，最终形成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善治格局。”通过健全机制、规范要求、畅通渠道，尤其是利用好互联网时代的科技赋能，搭建政府与社会各方对话协商的平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施展才华的舞台，能够有效增进各方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同时，全过程参与必然要求社会治理在阳光下运行，有利于增强社会对于政府的监督问责，倒逼政府进一步提升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意识、群众思维。

三、实践路径：以杨浦滨江推行全过程多元共治为例

全过程的多元治理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深奥理论，相反，现实性和操作性强是其显著特征。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创新已经在相关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如宁波的参与式社区治理、贵州等地的参与式项目管理等，上海市长宁区古北国际社区通过规范“线上线下自主提事”“分层分类按需议事”“联席会议协同参事”“多方通报民主议事”“专人督办跟踪监事”，形成社区难题解决的“闭环管理”，这些都值得学习借鉴。

杨浦区是上海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区，自2009年起步建设社区睦邻中心，10余年来逐步构建起包含睦邻楼组、小区、社区（中心）、街区、园区（楼宇）等在内的整体性、全覆盖的睦邻家园体系，以“睦邻家”文化催生基层社会参与共治的内在机制，具有进一步深入推进全过程多元共治的经验 积累和文化基础。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杨浦滨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再次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人民城市理念的发源地，杨浦区更要成为践行的排头兵，以推进全过程参与为切入点进一步发展多元共治，努力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上走深，在“人民城市为人民”上走实，在“人民城市人民爱”上入心。与一般的居民区、商业区和景区不同，杨浦滨江在打造人民城市建设示范区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滨江岸线主要分为南、中、北三段，跨越区内定海路、大桥、平凉路等多个街道行政区划，传统基层的属地化管理难免照顾不周。与此同时，随着区内旧改工作的深入推进，原先居住在周边的居民大多已经搬迁，同时伴随着开发开放，滨江沿线迎来了一批新入驻的重点企业以及大量的游客，如何凝聚起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参与滨江治理成为一个亟须攻克的课题。

党委政府的多重角色

“治理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开始是政府带动，随着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其逐渐更多开始发挥社会动员、引导参与的功能。”多元共治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当“甩手掌柜”，首先，政府要为共治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全过程参与需要更加完整和规范的制度设计，从公开公示、意见表达、回应吸纳，到监督评价，再到责任追究，形成有机的机制闭环，只有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完善制度设计，才能充分保障社会各方有序有效地参与，形成良性互动模式。其次，政府要发挥统筹协调、牵头引导的作用。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是包办者，而是与普通民众、社会组织等一样是多元主体中的一员，但在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缺乏政府“掌舵”，多元共治将很容易陷入“无中心”倾向，最终导致治理失灵。最后，共治并不是政府摆脱责任的借口，它仍是最终决策者和责任承担者，社会组织等是有力的辅助力量，人民群众同样参与到具体的治理过程，但在其中更多是作为建议者、监督者、评价者。

依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杨浦区区级层面统筹规划滨江的发展路线，先后出台《杨浦滨江全力争创人民城市建设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关于在滨江区域构建人民建议征集平台的实施方案》等文件，打破原有行政区划，推进滨江核心区域的整体治理。“基层党组织只有‘内生性地’嵌入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才能实现‘引领’……政党建设只有采取‘开放式结构’才能实现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为此，区相关部门会同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起草《关于提升杨浦滨江党群服务站整体功能和服务能级的实施方案》，构建“珠链式分布、属地化管理、综合性功能”的党群服务站点体系，把滨江社会治理中遇到的难点、堵点和痛点纳入滨江党群服务站联席会议机制解决。同时，牢牢把握住滨江游客多的特点，以高颜值、优服务的党群服务站吸引他们驻足停留，内设线上建议征集平台方便随时收集人们的意见建议。社会组织是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力量，但目前它们在发育、规范和自组织功能方面还不够完善，同时在一般民众的心中缺乏治理权威性，既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也要避免构成行政控制或行政依赖。在上海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杨浦区委、区政府支持滨江区域的企业成立杨浦区滨江治理联合会，凝聚相关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协同有益于滨江社会治理的各方资源，自主议事决事，自下而上形成一股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支持社会组织运营“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开展多项活动，集中呈现“红色故事”“杨浦故事”，依靠社会组织的活跃力量将展示馆打造成为区域内的精神高地。

党委政府的多重角色

1.打造人民群众全过程参与格局。

以区人民建议征集办为枢纽，在滨江党群服务站、展示馆等处广泛布设人民建议征求点位，建议人提出建议并不是终点，在建议落地实施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将积极与建议人沟通对接，及时听取建议人对于工作推进的看法态度，把群众参与和群众满意作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主要衡量标准。比如，2020年9月，大学生徐某提出关于杨浦滨江便民设施及标识方面建议，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在根据建议对沿线路面进行整修的过程中，多次与建议人电话沟通及面对面座谈交流，最终形成系统性标识向导，受到建议人的好评。

2.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热情。

由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杨浦区滨江治理联合会，首批43家会员单位总计囊括了地产开发、传统工业、金融投资、建筑设计、社会事业、专业服务等各个领域，内部构建了从联合会到理事会再到专业委员会的三级运作模式。其中，理事会是联合会的主要议事决策机构，专业委员会是联合会在具体领域工作中的专业支撑，由理事会成员单位分别牵头推进各项工作，构建并发挥完善的信息平台、丰富的活动平台、有效的沟通平台和优质的资源平台“四大平台”效应。自成立以来，滨江治理联合会各专业委员会、各会员单位积极开展“一批公约”“两份清单”“十大专项行动”等年度重点工作，全面参与滨江综合开发管理。例如：城市建设专业委员会各成员单位针对滨江在建工地多的特点，通过走访、调研，认真研究并提出了《杨浦滨江在建工地（建设工程）管理公约》，明确滨江管理部门、执法部门、工地建设单位和市民群众的责任和要求，推动打造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井然有序、智能智慧的建设工地。该公约的提出不仅得到了相关建设单位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行业主管部门的认可。滨江治理联合会的实践活动进一步调动了其他更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目前已有20余家单位申请加入，其中包括美团、哔哩哔哩等新入驻杨浦滨江的重点企业。

3.盘活高校、社会组织等资源力量。

杨浦区被誉为“上海学府中央区”，通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激发高校智力资源向区域治理领域流动，在滨江开发规划中充分借助同济大学的专业力量，推动“以创新方式再现历史古迹，并结合精美细节，将城市与滨水区重新连接起来”“在‘还江于民’的大前提下，彰显文化并体现活力……这条滨江带将被注入更多内涵，打造成为生活化、生态化、智慧型的工业博览带”。此外，区域正与复旦大学生物研究所合作，建立“鸟类指数”，推动公共空间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探索滨江社会治理与生态治理的有机结合。充分吸取社会组织的好办法、金点子，在“社会组织新作为，人民滨江展新颜”2020年杨浦区社会组织年度峰会上，公布了16条创意迭出的滨江治理方案。由区内在册社会组织全面负责的“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目前有13名定点工作人员，以及1-3名流动的大学生、社区志愿者协助工作，主要依托社会力量运营的这家展示馆近期又先后开辟、完善了“阳光书屋”“禅意空间”等高品质公共空间，始终将最佳视角、最好点位留给人民，2021年6月荣获“2020年上海市市民修身行动市级示范点”称号，展现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无穷活力。

结语

伴随着对社会治理理念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入，立足社会转型发展的风口浪尖，对于社会治理的要求必将进一步提高。针对部分学者指出的政府治理效能不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较低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多元共治向纵深发展，而无论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人民城市理念等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精神，还是为了培育社会主体参与意愿、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等，突出参与的全过程性势必成为深化多元共治的必然方向。杨浦滨江在打造人民城市建设示范区的实践过程中，面临着如何跨越传统行政区域、整合广大流动旅客以及区域常驻企业参与治理等一系列新课题。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契机，区级层面统筹规划杨浦滨江发展的“路线图”，健全体制机制，搭建并不断丰富参与平台，把征集到人民建议仅作为一个起点，在建议落实的过程中积极与建议人互动沟通，始终把群众参与和群众满意作为主要衡量标准。鼓励支持市场主体自下而上推动滨江治理，沿线企业自发成立杨浦区滨江治理联合会，规范组织架构和议事流程并主动参与社会治理，不仅取得了社会各方的普遍认可，更进一步吸引了更多主体的加入。依托高校和社会组织资源，实现滨江开发治理科学性与活跃性的“刚柔并济”，在推动提升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工作布局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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